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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生平】 >> 刘基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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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羁管绍兴时的交游及创作
来源:中国柯桥网 浏览:6970 2011-7-11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在其一生65年的生涯中,其中44岁~46岁的两年两月被羁管绍兴,虽然时间不长,只占其人生岁月的三十分之一,但在这两年多的岁月中,对其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呈现出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反对招抚方国珍而遭“羁管绍兴”

    元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方国珍接受朝廷招安后,旋又反悔,而次遁入海上,诱杀时任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朝廷命令江浙行省重新集结兵力征讨之。时任浙东元帅府都事的刘基奔赴庆元路参与战事,力主加固城池,整备战具。七月,徐寿辉攻克余杭,行省参政樊执敬罹难,杭州失陷。在此之际,海上方国珍连续发起了对台州、温州的袭击,至正十二年—月,朝廷再次命令江浙行省征讨方国珍。在大军压境面前,方国珍迫于压力,故伎重演,于次年正月表示愿意投降。十三年三月,朝廷命令江浙行省右丞特哩特穆尔和江南行台御使尊达实哩共同前往招降方国珍。此时,刘基由浙东元帅府都事迁为江浙行省都事。十月,朝廷授方国珍以五品流官徽州路治中,同时诏令其交纳船只,解散徒众,并强行督其赴任,方国珍及其兄弟疑惧不受。这就表明他此前的愿意投降是假,一是为了试探朝廷的决策,二足为拖延时间,积蓄力量,为再次发动进攻作准备。不久,方国珍兄弟又一次入海占据海道,阻断朝廷南粮北运。

    对于方国珍的屡降屡叛,朝廷上下意见大相径庭。方国珍在与元朝当局周旋中,深知朝廷、地方主政官吏的腐败,掌握了执政者的贪鄙弱点,因此,每遇危急时刻,即以纳款受降为缓兵之计,将从朝廷那儿劫来的大船小船的金银珠宝运往京师和行省握有生杀大权的官员手里,因而屡次得到权贵们的庇护,即使杀死了地方官员,也能转危为安。《明史·方国珍传》载曰:“天下承平,国珍兄弟倡乱海上,有司惮于用兵,一意招抚。”方国珍“诱杀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亡入海。使人潜至京师,赂诸权贵,仍许降。”这种屡降屡叛的策略使方围珍屡屡受益,小造反得小官,大造反得大官。为此他屡试不误。

    作为地方官吏的刘基谂加方国珍屡降屡叛给朝廷和沿海百姓造成的危害,为此他竭力主张:方国安兄弟为“首乱”者,罪不可赦,官追捕诛杀之;而其他“协从”者则宜宽大,予以招安。此议得到了行省大臣的采纳,并上报朝廷。方国珍得到信息后深为恐惧,立即派人“重赂”刘基,刘基“却而不受,执前议益坚”[1]。此招不行,方国珍转而“使人浮海至京师”,向朝廷大员行贿。有钱能使鬼推磨。十月元朝朝廷又一次作出了招安方国珍的决策,授予方国珍兄弟更大的官职;同时否决了江浙行省的建议,认为是“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罢免了特哩特穆尔左丞的官职,刘基也被革职,且“羁管绍兴”[2]。刘基忠心耿耿,为朝廷“平乱”出谋画策,反而遭革职“羁管绍兴”的处分,其内心悲愤难抑之情溢于言表:“精卫衔石空有心,口角流血天不知”[3],“贾谊奏书哀自哭,屈原心事苦谁论?”[4],他自比精卫、屈原,怨恨无人能理解他的忠心,“大路阻且修,不得羽翼翔”,“况有蛟与蛇,磨牙塞川梁”,“子亦慎所适,我亦行归藏”[5],又嗟叹自己不能象雄鹰那样飞翔,直达最高统治者,更何况沿途布满了坏人呢,我还是算了吧!貌似平静,实是愤慨难平。

    二、“羁管绍兴”的生涯

    刘基于至正十三年(1253)十月被罢免了江浙行省都事之职而“羁管绍兴”,那么,他是何时到达绍兴的呢?刘基在《游云门记》中自谓:“甲午之岁始至越。”《牡丹会诗序》说得更为明确:“甲午之春,余避地会稽”,《棣萼轩记》开篇云:“至正十四年(1254)春二月,予以事至萧山,……明日,予还居越。”“甲午”即至正十四年,“越”、“会稽”皆为绍兴的古称,绍兴原为战国时期越国的都城,称越地,秦汉时期置会稽郡,隋唐北宋改称越州,南宋始称绍兴。“羁管”原是拘管之意,即将犯罪的官员安置某地,接受当地官员的监督管制,行动有一定的限制。但从刘基在绍兴时期的活动来看,当地官员对他的看管较为放松,他在绍兴路以及下辖之县的活动较为自由。黄伯生《行状》云:“公在绍兴,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时与好事者游云门诸山,皆有记。”道光《会稽县志稿·寓贤》记载:“(刘基)居绍兴,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凡新、剡、萧、稽诸名胜,游赏殆遍,而盘桓云门诸山最久,俱有记。”刘基“羁管绍兴”时,携带妻儿,寄居于山阴县城塔山古刹下南边王文明家,他在自己写的《王文明墓志铭》一文中说:“基自台来越,寓其家南楼,居数月,麟为诗益大进,基每叹而异之,谓王氏有佳子弟,必当复振矣。”王文明,名麟,文明其字也。曾从刘基学诗。王文明之叔王元实,与刘基来往甚勤,相处十分融洽。刘基曾应王元实之请,为其书斋作《裕轩记》、《王元实裕斋铭》。刘基对于寄居王文明之家的南楼曾作诗《遣兴六首》,其一描绘道:

    避地适他乡,息肩谢羁束。

    生事未有涯,暂止聊自足。

    南园实清旷,可以永幽独。

    层楼面群山,俯见湖水绿。

    杂荚被郊甸,鱼乌得栖宿。

    登临且慰意,未暇计远躅。

    圣贤有遗训,知命夫何卜?

    可见对当时的新居还是十分满意的。

    刘基在绍兴时期交游的对象主要有三类人:一是宗教人士(和尚、道士),如塔山宝林禅寺住持别峰上人、能仁寺僧用章上人、开元寺僧圆(玄)中机上人、云门寺僧若上人、普济寺僧砥上人、道士张玄中等;二是读书人,如山阴王元实、王文明、余邦用、江仲谦(医生),会稽富好礼、黄中立、祝茂卿、吴以时,萧山包与善兄弟、程邦民、贾性之,诸暨王冕,还有天台朱伯言,东平李子庚等:三是下层官吏,如池阴府史余希江、绍兴路宣慰使王明则、稽山书院山长张用中、萧山主簿赵某、新昌县训导吕不用等。交游方式主要是游览胜迹、诗文酬唱。如至正十四年暮春参与祝茂卿家举办的牡丹会,与会者”取唐人罗邺诗二句十四字为韵,命探丸,信所得为诗,不限以体制。“诗成,众人推举刘基作序,欣而命笔,为《牡丹会诗序》。同年《三月八日偕徐成中、杨澄源、李子庚、吴溥泉、董朝宗、黄中立、程邦民、汤仲谋、王文明游南镇得禽字》、《四月二十二日郊外游得水字》、《五月二日会王氏南楼得激字》、《六月十八日自天章入城作》、《七月四日自深谷之灵峰作》、《次韵和朱伯言自云门之天衣途中作》、《普济寺遣怀》、《次韵和王文明雨中杂兴四首》、《登卧龙山写怀二十八韵》、《题富好礼所畜村乐图》、《柯桥灵秘寺即景赠基上人》等。至正十五年春又与天台朱右、东平李子庚、会稽富好礼和开元寺僧玄中等同游云门诸景,写出了《游云门记》、《自越城至平水记》、《活水源记》、《松风阁记》等一系列优美写景抒情散文。

    刘基在“羁管绍兴”期间的交游中,值得一提的是与著名画家、诗人王冕的交往,他在《王原章诗集序》中写道:“余在杭时,闻会稽王原章为诗,士大夫之工诗者为称道之,恨不能识也。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避地之会稽,始得尽观原章所为诗。”他们互相倡和,甚是相得,刘基曾作七言古诗《雪晴偶兴因以成篇》,王冕随作《雪中次韵答刘提举》,两诗风格豪放,气势恢宏。他们的朋友吴孟思去世后,王冕曾作《挽吴孟思》诗悼念,刘基为之撰写《吴孟思墓志铭》。王冕虽然年龄大刘基25岁,但仍视刘基为同道知己,当其诗集付梓之时,特请刘基为之作序,刘基也乐于执笔,称其诗“直而不绞,质而不理,毫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恳恳悃悃,见于词章之表,非徒作,因大敬焉。”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基离别绍兴后,王冕曾写过五律《题青田山房》诗:“青田刘处士,潇洒好山房。夜月移花磴,春云动石床。书声通远谷,琴响应消商。我欲相依住,临流筑草堂。”“青田山房”为刘基至正十八年弃官归故里至二十年三月应朱元璋之聘时的书斋名,王冕卒年为至正十九年(1359),此诗当写于至正十八年或十九年之间,足见王冕对刘基的深厚感情。

    刘基在“羁管绍兴”前,声名已经播扬,来绍兴后,中下层官员和—般读书人,还有和尚、道士乐与之交游,社会下层人士中仰慕刘基者甚多,求其写序、记、墓志铭、碑、铭一类的应用文甚多。如至正十五年三月,刘基由杭州经萧山回绍兴途中,曾应萧山县主簿赵某之请而写《北岭将军庙碑》,应山阴县达鲁噶齐鼎鼎之请撰写《山阴孔子庙碑》。同年七月应诸暨知州伯不花侯之请,撰写《诸暨州重修州学记》,为名贤绍兴路总管宋文瓒作《前江淮都转运盐使宋公政绩记》。住户又是学生王文明病逝,为其作《王文明慕志铭》。至正十四年暮春,会稽祝茂卿举办牡丹诗会,撰写《牡丹会诗序》。同年,道士张玄中来访宝林禅寺高僧别峰上人,赋诗倡和,将归,应别峰上人之请作《道士张玄中归桐柏观诗序》,为柯亭灵秘寺守基上人作《横碧楼记》,应萧山包与善之请作《栋萼轩记》,为住户王元实作《裕轩记》,为会稽黄中立作《尚节亭记》,为山阴余邦用作《寿萱堂记》。此外如《绍兴能仁寺钟铭》、《王原(元)实裕斋铭》、《奎上人耘杖铭》等,估计笔资甚丰,对于改善寄居生活大有好处。

    三、“羁管绍兴”时期的思想与诗文创作

    刘基原有高远志向和实现志向采取的兢兢兢业业的行动,由于受到来自元朝高层当权者的阻遏,被剥夺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力。在此情况下“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乃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在《题王右军兰亭帖》中写道:“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谢万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世,悲乎!”这段话真切地反映了他在“羁管”时期的思想状态:一方面,他非常理智,写于此时的《感时述事十首》,对元朝的吏治、军事、农政、刑法、盐法、钞法等种种弊端逐一剖析,究其原因,寻找症结,在第七首中着重反思了遭致革职羁管处分的原由:“好生虽大德,纵恶非圣裁。……招安乃倡议,和者声如雷。天高豹关远,日月照不该。俱曰贼有神,讨之则蒙灾。大臣怨及己,相视若衔枚。阿谀就姑息,华绂被死灰。奸宄争效尤,无风自扬埃。啸聚逞强力,谓是爵禄谋。黎民亦何辜,骨肉散草莱。倾家市守御,反以结嫌猜。恸哭浮云黑,悲风为徘徊。”朝廷当权者为了维护“天下承平”的虚幻政局,“惮于用兵,一意招抚”,而方国珍也摸准了执政者的思想动向,屡屡以诈降相引诱,耿直忠心的他遭致猜忌而被处分也就理所当然了;另一方面,对于挫折愤恨不甘,又无奈悲伤:“谁言纵壑鱼,竟为触藩羝。长夜起啸叹,邪气凭我脐。梦登舜苍梧,遥望禹会稽。援琴奏将归,日暮增惨凄。盲飚正滃勃,孤凤将安栖”[6]。为此,只有借“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平息内心的伤痛。幸运的是古城绍兴特有的人文自然景观使其心灵创痛得到了抚慰,“兹邦控吴越,名胜闻自昔。湖山竟奇丽,物产亦充斥。交游尚质俭,而不事华饰。况有良友朋,时来慰岑寂。全家免寒饿,几欲忘旅客。”[7]尤其是会稽山水别具特色:“虽有层峦复冈,而无梯磴攀陡之劳;大湖长溪,而无激冲漂覆之虞。于是适意游赏者,莫不乐往而忘疲焉。[8]在与僧人道士频繁交往中,此时的心境与万物皆空的佛教教义容易契合,佛寺古刹座落于风景秀丽清静寂寥之处:“听之可以解烦黩,涤昏秽,旷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遥太空,与造化游。宜乎适意山林之士乐之而不能违也。”[9]而与甘于清贫,不愿出仕的读书人交游,有“无求多于口腹”,“无求多于衣服”,“无求多于盘乐玩好”,“无求欲尚人”——“何往而不裕哉”[10]的王元实;“抱才未用,而早以节立志”(《尚节亭记》的黄中立:“无忘其先人,取诗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劝,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孙法于下”[11]的包与善兄弟:“放旷豁达,以尽主客之情”、“揖让酬酢,所以尽朋友之义;疑志澄神,所以杜纵欲之门;抑扬歌咏,所以抒幽深之抱”[12]的祝茂卿;精于医术,而又“不取馈谢”[13]的良医江仲谦等。他们的处世思想为人品德,与刘基所持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传统思想相一致。这些都为刘基抚慰、消融政治上的失意,提供了难得的物境和心境。

    然而,综观刘基与方外高僧,亲朋好友诗文相酬中,内心又何曾有片刻的安宁?至正十四年十—月,元丞相脱脱在高邮大败张士诚部时,他闻讯赋诗:“闯道高邮己撒网,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尧帝封疆元荡荡,世皇功业甚巍巍。忠臣义士同休戚,纵欲寻安总祸机。”[14]壮心难泯,对国事战局十分关注。平日驻足绍兴先贤遗迹,也会蓦然感怀激烈;客居王氏南楼,“登楼望禹穴,感慨生感激”,“惟见野田中,白骨杂瓦砾。忧来歌一曲,客泪而三滴”。[15]深为百姓遭受乱离之苦而忧虑;游历兰亭山下,作《题王右军帖》为王羲之不遇而感喟:徜徉沈园之中,捧读放翁之作,又为其报国壮志“男儿抱志气,宁肯甘衰朽!”[16]所感染;与奎上人游普济寺,在星光潋滟、白华如水的秋夜,诗人置身于古刹万籁俱静的环境中,感悟的不是佛理空灵,而是“愿闻四海销兵甲,早种梧桐待凤凰”,[17]深为战乱频繁,人才困厄而叹息。

    刘基在“羁管绍兴”两年多的时间里,“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写下了诗歌近400余首,其中有歌行、五言古、七言古、五律、七律、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词;文50余篇,其中有序、记、跋、铭、碑铭、墓志铭,可谓是众体皆备。在这两年中,正是刘基处于壮年有为的时期,也是其出与入、穷与达两种思想的激烈碰撞时期,更是其文学创作处于高峰时期。

    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有“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联句,说的是人间有了丰盛精美的物产,上天也会视为珍宝:洪都所以被称为灵异的名胜之地,因为东汉时曾出现过正直有学问的高士,他们之间有着纯洁的友谊。如果把这联句移用于绍兴,也是完全贴恰的。绍兴的地理自然孕育了无数的文化名人,文化名人的历史功绩又丰富了绍兴的人文自然景观,它们互为联动,互为作用,自然景观因名人而更显耀,文化名人因自然景观而永世长存。

注释:
[1]明·黄伯生《刘基行状》,《刘基集.附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
[2]同上。
[3]《登高丘而望远海》《刘基集》卷二十一。
[4]《次韵张德平见寄》《刘基集》卷二十二。
[5]《赠周宗道六十四韵》《刘基集》卷二十。
[6]五言古诗《遣怀》《刘基集》卷二十。
[7]王言古诗《丙申二月别绍兴诸公》《刘基集》卷二十。
[8]《游云门记》《刘基集》卷二。
[9]《松风阁记》《刘基集》卷二。
[10]《裕斋记》《刘基集》卷二。
[11]《棣萼轩记》《刘基集》卷二。
[12]《牡丹会诗序》《刘基集》卷二。
[13]《赠医学录江仲谦序》《刘基集》卷二。
[14]七律《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刘基集》卷二十二。
[15]五言古诗《五月三日王氏南楼得激字》《刘基集》卷二十。
[16]《题放翁晚兴诗后》《刘基集》卷二十。
[17]七律《普济寺遣怀》《刘基集》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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